进入21世纪，出现了描述数字和人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统一理论。大统一理论总结：推动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最终力，是惯性力、趋势力。因此造成宇宙中的一切变化的能量最终来源，是势能。

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20世纪人类开始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让做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们重新审视“布朗运动”。在布朗运动中，谁是“真正的英雄”呢？究竟是花粉还是液体？英雄自然是真正的英雄。

英雄=英雄

这样自对称的数学关系叫“恒等式”或“鉴定特征”（identity, I)。但是走出自闭的空间，在群体中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也是千真万确的。布朗运动中的花粉的随机运动，其实是由于液体的随机运动造成的。

领导、指挥小团体时，可以用指挥官的自由意志发号施令。但是当指挥大兵团作战，要驱动千军万马时，坚定的意志，卓越的领导才能，天才的策略，超人的魅力…更不用说绝世的武功…都只不过是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臆造产品。指挥官员第一件要获得的取胜要素是要理解“人民群众”是真正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不要站错队。站在全人类的对立面就是站在未来的对立面。不选择将来人的一面，就会没有将来。“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站队”在战争胜败的决定过程中不仅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几乎决定一切的“最重要的”因素。

数论的计算，是包括在群论中的。反之则不然。个体是包括在群体中的，反之则不然。“白马非马”只能侥幸行骗成功，长期坚持则必然自取灭亡。当个人加入人群和社会，在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战斗中，人民必胜。

故而在大兵团作战中，成功的指挥官必须学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借助和利用周边环境中的力量。统帅不仅要擅于利用人力资源，而且还要使得身边的人力资源都学会开发其他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

山川草木、兵马钱粮都能被最大限度地被利用起来、发挥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姜子牙

被人称为是“武圣人”。由于年代久远，留下的著作和事迹不多，还真假难辨，但已经够说明问题了。姜太公最著名的故事是，这个多半是真的：直钩钓鱼，离水三尺。这是在干什么呢？后来中国人说到“七十二行 行行出状元”的时候，列出七十二行的祖师爷，许多人会说“渔业”的祖师爷是姜子牙。其实这项荣誉对姜太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渔翁之意，不在鱼，钓的是王侯将相，钓的是天下英雄和人民群众的心理活动。姜尚应该也是中国历史上心理学、广告、市场、公共关系、品牌炒作，等等等等行业的祖师爷。

“愿者上钩” 要钓出来的是每个人的心愿。得民心者得天下。随王者之所愿，随兵之所愿，一起随民之所愿，才能指挥、驱动一支大规模的作战兵团。

姜太公的另一个故事，多半是假的被人们夸张过的，但是照样很能说明问题。《封神榜》中传说姜太公能够调动各路神仙，风火雷电…最后革命成功以后，让大家封神归位。这些神话的背后，也就是说姜尚曾经成功地把上天、入地、电闪、雷鸣的一些无机世界的力量，用到了与有机世界的“人类社会”进行的战斗中。

由于时代的久远，姜太公真实生活中的言行和著作大都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间接地通过一些历史资料、人物、事迹，比如读过“太公阴谋”的苏秦，还有姜子牙的封地齐国的后代行伍出身的子孙写的《孙子兵法》，可以总而言之地简述姜太公的成功经验中最突出的两条：

1）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 惯性

2）即使不是活生生的人- 而是武器、工具、自然环境，也可以、应该发挥和借助它们的主观能动性 – 惯性

诸葛亮

与这篇文章中后面要讨论的人物相比，诸葛亮指挥的人马似乎不够多，调动的兵团数量似乎不够大。但是这种数量上的渺小是对空间坐标轴的积分显得渺小。诸葛亮调动的军队数量对时间坐标轴的积分，却显得异常的庞大，这是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以后，外号“今亮”“小亮”“小诸葛”的各个不同时空中的军事指挥官们能够号令大军，赢得士兵们的尊敬，让士卒用心、用命。却很难想象“小孟德”“小司马”能够赢得民心、民意，从而号令天下。

人们对诸葛亮的指挥艺术的敬畏和欣赏，是像酿酒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体的消逝、发酵而越来越浓的。他的指挥艺术的优点，除了与别的武圣人们一样，站队选择了正确的、属于人民的一方，以及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等等常用必备的优点以外，诸葛亮最著名的过人之处在于料事如神，预先精密的运算和积极谨慎的安排。在他活着的时候，以及等到他在五丈原归天时，人们观察到的群众理论的实验室中的不少实验现象，有不少实验结果曾给过人们一个错误的结论：好像诸葛亮站错了队。蜀汉政权是一个最后失败的组织，诸葛亮一生中的计算和预测，虽然应验了不少，但是还是存在不少错误的……然而他的智慧和指挥艺术也就是在他死后，开始得到包括敌对方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士的赞许。从诸葛亮受魏国将士夸赞的程度来看，估计许多人若不是害怕通敌的嫌疑，早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赞不绝口了。文字作品中司马懿不断地感叹“不如孔明”自不用说。历史记载中，谒拜孔明有关的遗迹，表示对诸葛亮的尊敬，确实是从进攻蜀国的邓艾、钟会等等魏国大将们开始的。

魏演化成晋以后，西晋的史官陈寿，是众所周知的为诸葛亮脸上贴金的文人。他所记载的“隆中对”的诸葛亮为将来所做的计算中，“诚若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的计算结果似乎一点都没错。后人会把大意失荆州的错误算到关羽的账上，然后把夷陵之败、火烧连营的错误更多地算到刘备和，少量地算到，张飞的账上。后人的文学作品中，诸葛亮失算、用人不当让马谡丢了街亭的错误，也还有人给他加上一个小心谨慎的王平来掩饰一下。

因为诸葛亮深得人心。用专业研究历史的陈寿的话说，诸葛亮的领导艺术做到了：“以逸使人，劳而不怨；以生杀人，死而不忿”的境界。他能使得一个“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的蜀汉政权，举全民之力，拖着面黄肌瘦的身躯，支持他的六出祁山和姜维的屡次伐魏，因为他们算对了：在三国鼎立的危局中，弱小的蜀国不进则退、不攻则溃。奇怪的是，不仅当时的老百姓没有对诸葛亮的穷兵黩武的政策怨声载道，后代的西南地区的人民，也对诸葛丞相歌功颂德。因为诸葛亮为管辖区内的人民引入了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公平的政治制度如：水利工程、蜀绣、命名为“孔明”…的多项种种发明、还有对蜀国南部大后方的夷人治夷的施政方针。因为引入文明，教育群众的投资是一个不定的数目，群众能发挥的潜力带来的回报也是一个无法测量的数目。聪明的领导者可以在贫困地区投入接近于0的教育投资，得到的利润回报是一堆不小的数目除以接近于0的数目的总和，换句话说：诸葛丞相做了许多一本万利的买卖，同时还让广大人民真心地觉得他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真心换真心的努力。

诸葛亮最长远的神算体现在他跨越时空地站在了人民的一边。虽然当时东汉末年的人民并不是对“帝室之冑”的刘备很买帐，但是到几百年、又再过了几百年以后，“人心思汉”的思想就会在老百姓心中时不时地涌起。杜甫是晋国名帅杜预的后代，生活经历过唐朝安史之乱的年代时，又会感叹“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诗句，以表达人民的心声。

因为汉文化，从文景之治的黄老学说，到独尊儒术的孔孟之道，代表着一种公平、正义、不装神弄鬼，而是以民为贵，以自然为法则的对称的、科学发展的文化。和平时期：君君 臣臣 父父子子 … 各尽其职、各施其则。 战乱时期：民贵君轻 伸张正义 顺天应民 舍身取义…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

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借用大自然的惯性和趋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也是诸葛亮的智慧艺术的高明所在。

成吉思汗

从许多意义上说，诸葛亮的成就和成吉思汗的成就，似乎是体现在两个相悖逆的对偶的矩阵向量时间、空间中的。但是从研究他们两位中国古代杰出人物的高明的指挥艺术的共通性中观察，我们可以对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的要领，得到更深的体会。他们都意识到“仗要靠兵来打，兵要靠民来养”的战争中最根本、最重要，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简单道理。成吉思汗对亲人、亲信、新归顺变成“同道中人”的民众的包容，是出了名的。他对“自己人”可说是出奇的信任，甚至对他们的缺点完全可以假装视而不见。这一优点使得他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能够有足够庞大的机构，发挥他超人的组织才能。

信任、容忍：

成吉思汗的手下有著名的：四子，四杰、四猛。

四子中的大儿子“术赤”，众人都知道不是成吉思汗的亲儿子。但是成吉思汗丝毫没有推卸做孩子的父亲的责任，和担当起因自己年轻时力量软弱、无能为力的过失所造成的后果。他始终对术赤委以重任，让他做孩子们的大哥。最后让他远征他国，开出一片新天地，成为金帐汗国的始祖。

四杰中的木华黎，原本是奴隶出生。但是因为他的功绩和才能，成吉思汗丝毫没有把他当成下人对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木华黎掌管着富饶的中原地区，成了成吉思汗时期，中国的实际统治者。

四杰中的哲别，曾是敌方部将，骁勇善射，还打伤过成吉思汗。但是变成大汗的“自己人”之后，得到了不一般的重用。哲别最后成了征伐欧洲行得最远的将军之一。

尽管成吉思汗对“自己人”如此地包容、忍让，但是后人在分析成吉思汗的生平故事时，会发觉有一个奇怪的人物 – 札木合 – 最后却得不到成吉思汗一点的宽容，为什么呢？

因为札木合认为要取得大面积、大规模的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贵族。而成吉思汗有着更科学的战争艺术观，知道人民毕竟总是大多数。要想建大国、赢大战争、取得最大程度上的胜利，必须依靠群众。因此在这个理念上与札木合有了分歧以后，即使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即使是彼此之间有过多少的恩情和帮助，最后成吉思汗也毅然地与他反目成仇了。还是回到本文强调的重点之重点上来。要想取得大兵团作战的胜利，1）站队站到胜利的一方，是必须的。2）在贵族和人民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人民群众的一方。

有了足够多的人民群众跟随，成吉思汗才有可能充分发挥他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干成他的大事业、创出他的大伟业。

历代欧洲人把成吉思汗归纳为是能打但不能写的那一类军事家、政治家。历代的中国人把诸葛亮归纳为是特能写，也还算能打的那一类领导者、指挥者。进入21世纪后，由于“写”和“打”都可以有更多的现代化工具帮忙，所以我们中国的后辈终于可以为成吉思汗弥补他在“写”的方面的不足了。

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汗国并非像欧洲历史书评价的那样，是只有破坏力，而没有为人类文明留下任何有价值的遗产的一股势力。蒙古军队中有着中亚各部族的军民，包括杀掉成吉思汗的父亲的塔塔尔人。而在欧洲，由于翻译工作自然具备的以讹传讹的性质，“塔塔尔骑士”，是中世纪很流行的一种翻译“蒙古骑兵”的说法。可见蒙古军民在多元文化发展方面的领先水平。

成吉思汗在军队建设中引入了“上帝的语言”的数学，也就是简单明了、雅俗共赏的小学算术：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做为建军的最基本人事工作单位和组织原则。而后，这种简单的基于数字的建制原则，也就成了各国、各地区现代化军队的班、连、团、旅/师、军…的原始样板。这么善于交流和沟通的运用“上帝的语言”的艺术的统帅，怎么能说是“没文化”，“不能写”呢？只是他用的语言后代换了时空以后，许多别的时空中的人，“对牛弹琴”一般，不在一个频率段中，无法欣赏罢了。林彪常提的“三三制”“两点一面”“三猛”等等用十以内的整数组成的带兵原则，就好像是成吉思汗的隔代学徒。转念想想，世上各现代化军队的建制中还有许多受着着蒙古骑兵的影响的痕迹。许多欧亚军队中呐喊的声音“哈撒”，都是从蒙古骑兵传承、延续下来的。

成吉思汗和蒙古文化给人类留下的世界遗产还包括大规模的银行系统和税收制度。而实施这些措施离不开多元文化和不拘一格招揽人才的跨国经营理念。重用耶律楚材这样的国际人才，采用他的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入乡随俗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上的施政方针，这些都是非常超前的思维理念。这些国际化的方针和政策，到今天的世界各地还会继续遇到许多“对牛弹琴”的反弹。

说成吉思汗没有文化，不能写，应该说是一种后代人用现代化的标准，衡量历史人物所处环境中的生活条件的不太公平的评判。成吉思汗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就是以说为主，加上别人传达和带笔（其实也是历史上大多数领导人的所谓“写”）的形式，在他死之前留下了，不知真假，极有可能是建议性质的，“破金方略”，“破宋方略”。最重要的是他给子孙留下的“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思想和以实际行动化解孩子之间矛盾的先例，为蒙古汗国的不断发展创造了真正的可能性和扩展空间。从古到今打天下的帝王比起末代皇帝来说，生育能力都要强许多。而我们读到的众多的帝王家的儿男中，兄弟残杀的故事，相对于拥有儿子的数量来说，元太祖把比例控制到了绝对领先的一个极小百分比。

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在最近的历史阶段有人说，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窝里斗”，每个中国人是一条龙。而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是一条虫了。追溯世界历史，寻找一场能够指挥大兵团的龙的队伍作战的艺术演出，若不能欣赏到成吉思汗的表演，那真是让人终身遗憾。

艾森豪威尔

在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领导的联军队伍中有着许多别的著名的将军，如麦克阿瑟、巴顿、蒙哥马利……有的可能更有性格、色彩、更能发出豪言壮语，被近代的商学院或者好莱坞知名人士描写为更有领导艺术的将军。但是这些将军们都得听老大的，最后他们的统帅是曾做过巴顿的学徒和朋友的小弟：Dwight D Eisenhower.

艾森豪威尔能被任命为欧洲战区的联军统帅，应该说，除了他的低调、实干、不张扬，还有选对了专业 – 战前训练坦克兵-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他的特长是像粘合剂一样，把一些本事大、破坏性也大的爆炸性人物，巧妙地联系起来、组织起来，引导和融合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事业的大潮流中去。

艾森豪威尔在战前与巴顿共事的经历中，做到过旅一级干部。在训练坦克兵的过程中，他们都深深地体会到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在数不清的关于二战历史的文献中，后来人们会听到做过奥林匹克运动员的巴顿在演说中经常对于战士们的“个人主义”，给预一顿劈头盖脸、拳打脚踢形式的臭骂。艾森豪威尔则是在多个场合中说过：指挥旅以上的军事单位，下属的各方人员渐渐多起来以后，任何人都不可能强制性地逼迫一个又一个的下级指战员，去做指挥官想要做的事。那么，怎么让下级能够步调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呢？

Leadership is about letting someone else do the things you want done, happily!

翻成中文就是：能够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长官们，必须能够学会以自己的意图，引导士兵们高高兴兴地、愿者上钩地…实现共同的目标和理想。

能够把握人民群众的心理，顺着一切可以团结的大多数士兵的意愿去行动，是艾森豪威尔的大兵团作战指挥艺术中的精华。在战争中他是那样做的，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也是接着那样做的。他竞选总统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都曾想提名他做候选人，因为他在参选前并没有明确的党派的归属。在当选前后，他提出然后实施了：结束韩战，亲苏联反对英法控制苏伊士运河，随后又反苏联对抗国际共产主义扩张，强制南方结束学校种族隔离，退休前又警告美国人民军事工业复合体对自由和民权的危害…等等一系列施政方针。

最有名的，给后人带来最深远影响的政绩是在北美大陆上修建了造福后世的高速公路系统，因为这是一件修桥补路，积善积德的全世界人民至今都在受益、观摩、学习的事。

这一切看似杂乱无章，没有一根主线联系的方针和政策，实际上是有着很强的中心思想的。无论是指挥诺曼底登陆，还是在美国建造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系统，艾森豪威尔在发布政令、军令的时候，所注重的方向总是与民心所向、军心所向保持一致的。

只有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和老百姓、人民群众和广大士兵、指战员想做的事情，编织成了同一个方向的目标以后，一个被后代文人们描述为是“do-nothing president”的谦谦君子，才能成为美国历史上历届总统中，真正排名第一的，为世界人民的未来做到了“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高级指挥艺术家。

所有具有大兵团作战领导能力的高超指挥艺术家，都必须是好学上进、不断进取、喜欢知识，掌握过去-尤其是将来-的信息的好孩子。要想取得全盘作战的胜利，必须是聆听未来的人民的心灵的召唤，同时却时不时地表现为相对于当代俗世的潮流的逆行者，如同燧人氏或普罗米修斯一般。

大规模的作战之前，战略部署上料事如神的统帅、先知必须做好情报工作，正所谓“先知者，不可取于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比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如何“知己知彼”聆听到到将来的内内外外各方面的民心、民情呢？人生中没有定数，计算将来是一个概率的运算。所谓“极数知来谓之占”，要想保证百分之百的赢大奖、中大彩，就需要尽量非常接近于，买下所有的彩票，也就是尽量做到事先计算几乎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古之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必先知也”，需要对过去、现在、将来的时空具备全方位的了解。能够做到纵横四海、驰骋天下战神级的统帅，需要达到的是《劝学篇》中最后一句话，所提到的那样的学者的境界：“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